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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关注的襄樊战役
2018年03月20日 10:35 襄阳党建网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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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樊城用图片展示我军战役的光辉胜利

   

  襄阳人民在运送解放军的伤员

   

  襄樊战役前,我军召集干部开会,传达作战任务

   

  我军突击队攻入襄阳城内向纵深推进

   

  康泽被我军押解途中

   

  解放军押解康泽途中临时关押的地方——宝丰县张八桥镇马庄村

  作者:江万丰 陈太宇 梁发双

  编者按:襄樊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经典城市攻坚战,全国五路大捷之一,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小的模范战役”。尤其是活捉康泽,备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称襄樊战役“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值襄樊战役胜利66周年之际,我们将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的最新研究成果刊发,以飨读者,使襄阳人民铭记奋斗历程,展望美好未来。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双方都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研究战争形势和军事战略。国民党召开的是“军事检讨会”,共产党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军展开生死大决战。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刘、邓2月4日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分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作充分准备,三月底或四月初行动,并以陈再道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游在内。

  2月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该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三个纵队,陈士榘、唐亮四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强调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从大别山区的新县北上,2月24日和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皖西北临泉县会合。

  1948年初夏,邓小平在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原野战军的任务很重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当然最好,可是不容易啊;二是形成一锅夹生饭,不能着急,一口一口慢慢吃下去,这也很好;三是退出中原,那只好等有了资本再来。”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在中原解决问题,一定要做到合格。毛泽东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就是要合格,我相信你!”

  刘、邓主力由大别山转至中原后,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和加强各大区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调整和改变原有的大区体制。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和地方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住,李达为参谋长。中原军区下辖豫鄂、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七个军区。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辖三纵、八纵和十纵)暂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华北解放区大批干部到中原,加强地方工作和新政权建设。经过这次调整,中原解放区的力量大大加强,统一了组织,集中了主力部队。中原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过宛西、宛东战役,中原野战军在平汉路两侧打开了局面。由大别山转出时的疲劳和低迷状态一扫而光,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张轸兵团经我军打击,再不敢轻举妄动。胡琏面临陈唐兵团和刘邓主力,也是孤掌难鸣。陈赓兵团在豫西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各军区也在积极开辟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原逐鹿的新局面到来了。

  宛东战役刚刚结束,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于6月5日在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方向》的报告。他说“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至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基地。”

  刘伯承分析敌情后说:“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有敌人的两怕,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

  刘伯承从地理角度分析汉水区的情况:“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山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远三县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

  在汉水区如何打开局面?刘伯承谈了他对基本战法和下一个战役的设想:“第一方案向襄阳、老河口行动。先由刘金轩、张廷发、王宏坤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一零四旅、一六三旅围歼之。第二方案向信阳南北行动,以一部向郑州佯动。”他把这两个方案交给与会的纵队首长们讨论。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打襄阳的意图取得了一致。刘伯承最后作结论说:“进行老河口战役,大家已一致。准备时间规定一周,先告刘金轩准备并侦察,桐柏军区应侦察敌情及部队展开地区。”“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打法是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打一点吸引敌全来,我啃其一边,阜阳战役是个例子。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打活虎。”

  6月13日,刘邓下达关于襄樊战役的部署。命令以陈赓指挥二纵、四纵为西兵团,第一步奔歼老河口、谷城之敌,其主力适时控制汉水西岸,伺机直趋襄阳。以王宏坤指挥桐柏军区主力、六纵为南兵团,第一步奔歼襄阳之敌,对汉水西岸须以适当兵力兜击可能逃走之敌,对汉水船须控制之。以上两兵团统归陈赓指挥,战役定于21日开始。

  邓小平在谈及攻打襄阳的策略时说:“这局棋,我们要出奇制胜,华野在豫东展开打,中原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团,然后我们出‘边车’奇袭襄阳。”几句话概括出了襄樊战役战前的战略形势。

  战役第一阶段:奇袭老河口和谷城

  1948年7月2日,六纵指战员自豫西唐河地区向老河口长途奔袭,当日抵达老河口时,守敌一六三旅四八七团已向谷城撤退,六纵即渡汉水跟踪尾追。陕南军区部队从湖北均县草店隐蔽东进,司令员刘金轩命令郧白团两个营到老河口以西汉江两岸堵击可能西逃之敌,命令三十四团攻击石花街。7月3日拂晓,陕南十二旅三十四团一营向谷城西过山口的守敌发起突然攻击,将一连敌人大部歼灭,占领了该阵地。谷城县城守敌闻知解放军到来惊慌失措,慌忙弃城向老君山逃跑。这时刘金轩司令员急令三十五团和郧白独立团一部,由张飞城渡河,迅速向老君山侧背后迂回,截断敌南逃之路。3日14时,三十四团在六纵一部和三十五团的配合下,前后夹击,将敌一六三旅大部歼灭,俘敌副旅长阎官禄以下官兵1800余人。与此同时,桐柏三分区八十五、八十六团在太平店全歼敌一六四旅一个连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渡汉水西进,截击谷城南逃襄阳之敌,于白虎山全歼一六三旅1个辎重营。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则进至樊城以东张家集一带,牵制监视襄阳之敌。至此,襄樊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战役第二阶段:围歼襄阳守敌

  解放军以神速动作歼灭谷城和从老河口逃出的敌一六三旅主力后,按预定计划于1948年7月4日、5日夜晚,沿汉江两岸隐蔽地向襄阳靠拢。

  15日,解放军对襄阳城发动总攻。兵力部署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方法,把六纵队全部使用在突破口——西门上,陕南十二旅从东北角进攻,桐柏二十八旅从东南角涉水登城。15日20时20分,六纵以各种重武器轰击西门及两侧,共摧毁了西门前后及以北的5个炮楼、3个地堡,掩护工兵连续爆破4次,突击队则乘敌被震昏与烟雾弥漫之际,发起冲锋,顺利通过百米长的大石桥,突击到城墙下。在登城云梯被炸断的情况下,采用搭人梯的办法迅速登上城头,并连续打垮敌人的10余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

  与此同时,从东北角攻城的陕南十二旅三十五团和从东南角攻城的桐柏二十八旅八十三团也在经过激烈战斗和付出重大牺牲之后,相继登上了城头。

  入城后,3支部队按预定计划分路并进,勇猛穿插,将敌人分割包围,很快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使敌人互不相顾,陷于瘫痪。经通宵激战。16日上午,我军完全控制了襄阳城,各部会师后,包围了位于杨家祠堂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杨家祠堂是个四进式院落,成正矩形,四周没有民房。祠堂四角筑有坚固的两层碉堡,中心筑有一个三层主碉堡。从司令官住所到主碉堡有坑道相通。15日夜我军突入城内,康泽就躲进坑道里,只有郭勋祺坐镇中心碉堡指挥。一夜电话不通,也不知情况如何。16日晨,司令部的人从碉堡顶上往四门看,只见城墙上竖着白旗,才知道襄阳城已被解放军控制,他们成了瓮中之鳖。郭勋祺还在给下属打气,发钱收买人心,要大家死守待援。我军也不急于攻坚,而是把迫击炮拖进城来,对准司令部进行平射。一炮一炮从容发射,共打了40多发,把国民党守军的脑袋都震得发昏。下午攻击开始,我军使用工兵爆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打响,并从四面八方喊话:“缴枪不打!投降不打!”这一下,司令部内的军心完全崩溃了。一个川军军官喊道:“我们要投降!他妈的,他们发大财,在南京享福,我们为的什么?我们要投降!”这一喊,一呼百应,大家推举代表去和康泽、郭勋祺谈判,要求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康泽在中心碉堡里戴着钢盔,不肯说话,其实是吓呆了。郭勋祺还要顽抗,指挥机枪手射击。没多久解放军就冲进院内,一颗手榴弹塞进碉堡的射击孔,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底层的人非死即伤,有的哭喊着“缴枪不打呀!”郭勋祺被迫走出碉堡,随后,康泽也被我军活捉,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襄樊战役于7月16日18时结束。整个战役历时14天,我军歼灭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一零四旅、一六四旅全部和一六三旅大部,俘获康泽、郭勋祺以下17000余人,毙伤敌3500人。收复襄阳、樊城、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等七座城镇,缴获化学臼炮4门、野炮1门、迫击炮44门、六零炮10门、小炮43门、步枪4400余支、轻机枪305挺、重机枪53挺、汽车10辆、骡马123匹、法币307亿元和大量弹药、粮食、物资。我军牺牲779人,伤3000余人。我军清理战场后,即撤离襄阳,北渡汉水休整。

  刘陈邓首长对参加襄樊战役作战的各部队予以表扬。特别是六纵以及王近山,在此次作战中,积极求战,敢于挑重担,机智英勇,对战役取得全胜起了主导作用。对王近山敢于打破常规,撇山攻城,声东击西,从西门突破等创造性的指挥艺术,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伯承司令员同时指出,这次作战与豫东战役是一盘棋,由于我军在豫东平汉线作战,将敌主力吸走,使襄阳孤立,蒋介石、白崇禧无力西顾,而造成了襄阳作战有利形势。告诫大家要正确看待,胜利之取得,是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结果,不可居功骄傲。“刀劈三关”战功卓著的十七旅四十九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的光荣称号;首先突破西门的四十九团一营,被授予“襄阳登城第一营”的光荣称号。十八旅五十四团二营活捉康泽;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缴获化学炮,均立特等功;主攻破城的十七旅,荣立一等功。

  襄樊战役的胜利,使六纵经受了一次巨大的锻炼,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战后,六纵战斗实力和装备大为改善,全纵共俘敌军官兵11154名,大部补入部队;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炮103门;子弹76万余发。因襄阳是敌军鄂北战勤供应基地,我军还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每个战士军装都发了四套之多,换下了从大别山穿出来的那些花花绿绿的衣裳。部队经过整顿,斗志高昂,兵强马壮,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胜利。

  襄樊战役我军之所以能迅速突破,除了我方部署得当、战士勇猛外,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矛盾也是原因之一。据国民党方面战后检讨:“参战部队以一六三旅战斗经验较强,但其装备较劣。而装备较好之一零四旅又以战斗经验缺乏,且各部因待遇差别,一零四旅为后调旅,配发现品,给养较好。其他两旅副食系发代金,物价日高,给养太差,致引起互相歧视,故作战时不能和衷共济,戮力同心。”“据逃出官兵报称,各级干部无剿匪经验,入城后战斗意志低落,更不能掌握部下。每遇情况紧急或枪声密集时,官兵多生恐惧心,藏入掩体内、不坚守阵地。匪乃得从容突入阵地。匪陷城后,全军尽破,而各级部队长及幕僚阵亡者极少,而能化装脱险回后方者甚多,足为明证。”

  襄樊战役从战场选择、战机捕捉到战役部署和指挥,都体现了我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白两匪初判断我无主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六纵在总结中对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给予表扬:“此次襄阳攻坚作战中,在我纵以李(德生)旅出力最大。从7日作战开始,每战皆担任极艰巨之任务,旅团干部亲临前线指挥,及时督促检查战前各项预备工作,在困难条件下自己想办法、不叫苦。尤其49团‘刀劈三关’,3营攻下琵琶山,打破了敌人山地防御体系的缺口;2营夺取真武山,打通了我军攻入西关的走廊;1营突破前沿,对攻克襄阳城、全歼守敌起了决定性作用。其战斗士气之旺盛,战前组织准备之充分,以及作战指导之灵活与坚决,应为我纵各参战部队学习。”

  活捉康泽,襄阳解放,给了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襄樊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原部队一片欢腾。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常委、特务头子,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7月17日上午,中央军委、华东局及各部队陆续收到捷报:“襄樊作战,已于16日20时结束,守敌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及保安团等全部二万一千余均被歼。计俘绥靖区司令康泽、副司令郭勋祺以下一万五千余,详细战果正清查中。

  刘陈邓邓(子恢)17日10时”

  收到捷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罪大恶极的法西斯分子康泽非常重视,专电中野司令部:“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此时,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给刘邓等发电。

  1948年7月17日,关于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兵源问题,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等电报:“襄阳攻克,康、郭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删日(即15日)徐(徐向前)、周(周士第)最后解决三十三、三十四两军。”……“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从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用了日常电文中极少使用的“胜利极大,甚好甚慰”等语句,说明了毛泽东对襄樊战役自始至终给予的极大关注。

  7月23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起草并亲自修改了中共中央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贺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王宏坤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1948年9月8日,朱德总司令在看了刘伯承司令员对襄樊战役的总结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城外。最后夺得主要据点襄阳。估计正确,敌人指挥官不强,其所率兵力少,战斗力弱,决心改攻得到最大胜利。”

  此后,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互相配合,在中原战场转入主动进攻。作战规模由几个纵队的集中作战发展为两大野战军的直接配合作战。

  1949年6月,人民战士出版社专门编纂出版了大型画册《襄樊战役》,指出:“襄樊战役这一胜利,与其他各路胜利包含着共同的意义,正如新华社祝五路大捷的社论中指出的:‘又给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极严重的打击,使他的全盘战略更加陷于被动,并为人们解放军今后在一切战场上的胜利,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襄樊战役是我军自开辟桐柏山革命根据地以来取得的一场最大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的胜利。从襄樊战役胜利对当时解放战争的推进意义来讲,它为我军迫使敌军“汉水防线”全面崩溃,进一步突破敌军“长江防线”、“大巴山”防线,使我军开辟汉水中段新区,变汉水为内河作战,建立战略前进基地,东逼武汉,南渡长江,西进入川,以及遏止敌军北上,配合华东野战军豫东作战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信息来源:襄阳党建网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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